名可秀的这句解释还结合了《论语·里仁》之语：“子曰：‘事父母几谏。见志不从，又敬不违，劳而不怨。’”
这是说，父母有过错，做子女的要和颜悦色地规劝，如父母不从，仍严肃、恭敬、婉转地再劝。“不违”，是不违背社会的规范，即坚持原则，对父母也不能迁就，但又不违子女对父母之礼，故不能太强硬，避免反目成仇。等到父母心情好时，再委婉劝谏。假如父母还不接受，做子女的虽心中忧愁，但没有怨恨。
所以，名可秀一直强调读《论语》这种微言大义的圣贤典籍一定要联系上下文，割裂来理解肯定是出错的。
她又引用《礼记·内则》对此的诠释：“父母有过，下气怡色，柔声以谏。谏若不入，起敬起孝，说（悦）则复谏；不说（悦），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，宁孰谏。”
意思是说：反复微谏无效，最后不得已时，也可对父母犯颜直谏。
可见，孔子的“子为父隐”，并不否认儿子有持义劝谏父亲过错的义务，“持义谏亲”才是孔子这句话背后的应有之义。
故，“亲亲容隐”是有界线的，有分寸的，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要讲“亲亲容隐”。
这个界线，她引用《礼记》中的表达：“门内之治恩掩义，门外之治义断恩”。
“恩掩义”表示以“恩”为主导原则，但并不完全排斥“义”的原则，“义断恩”则表示以“义”为原则而摒弃“恩”的原则。
那什么是“门内”，什么是“门外”呢？
她引用郑玄注解的《礼记》中语道：“事亲以恩为制，事君以义为制，事师以恩义之间为制。”
这就是说，在政治公共领域与事务中，以“义”为原则，在家庭私人领域与事务中，注重亲恩的护持。
简单地讲，如果你的父亲是平头老百姓，强占了别人的钱，你私下里偿还就是了，不要举告损了你们父子间的亲情，法律也允许你有“亲属作证豁免权”；但是，如果你的父亲是官员，你自己也是廉政官员，你的父亲贪污了，那你就必须如同叔向处置他的弟弟叔鱼一样，这个时候不讲“亲亲相隐”，你必须举证你父亲的罪，不能拥有“亲属作证豁免权”。
这就是中庸精神，它维护人情伦理的“礼”，但不能过，要有分寸；同样，它维护人间的“法”，但也不能过，过了就违背了仁义。
名可秀又论，儒家的“孝”，事实上包含了不能陷亲人于不仁不义的内涵。
《论语·为政》道：“孟懿子问孝。子曰：‘无违。’樊迟问孝，子告之曰：‘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，无违。’樊迟曰：‘何谓也？’子曰：‘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’”
名可秀在《论语集注》对这段话论注：
无违，不违背什么呢？不违背礼，不是不违背父母的一切意愿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语：“古人凡背礼者谓之违”。故，爱父母，孝顺父母，不是一切都听从父母，不是满足父母的所有要求，而是在听从父母的话、满足父母的意愿时，以社会公认的尺度、法则、规矩、规范来办事。如果父母让子女做非法的、不合理的事，子女做了反而是不孝，即陷父母于不仁不义。父母活着的时候，做子女的在礼的规范下，尽心竭力地服侍他们；父母死了，做子女的在礼的规范下，来安葬、祭祀他们。这是“孝”的本意。
她也引用了这段论注来总结孔子的“亲亲容隐”，按卫希颜的理解，有三点：其一，“亲亲容隐”之“隐”是隐默之义，是知而不言的不作为性，而非窝藏、包庇之义；其二，“亲亲容隐”有界限，即只限于家庭成员的所作所为没有逾越社会公认的规范、原则；其三，“亲亲容隐”是不对外人或官府宣扬或告发其亲的过失，但“隐”亦要求家庭成员之间以公义来相互教育、帮助、规劝、批评。
名可秀的论注，就将孔子的“父子为隐”阐发得令人清楚而不感到困惑了。虽然儒学界争论得很厉害，认为父子人伦是大礼，任何情况下都应该“隐”，但名可秀的论注得到了皇帝和多数士大夫的赞同。这就好比“忠孝不能两全”怎么办？都尽孝吗？那国家怎么办？也有很多儒家学者认为名可秀论注得有道理，因为《集注》里引用的论证之语不是名可秀主观臆造的，都是可以找到圣贤之语的出处的，更何况，孔子以《易经》为诸经之首，肯定不会片面强调哪一方面，走极端。
现在，名可秀在稷下讲《中庸》，论起“父为子纲”时，以“亲亲容隐”为例，阐论道如果父亲不仁不义，则不能为子之纲，因为这样的纲会败坏社会的风气，危害天下大矣。不能以小家害大家。这是治世、平天下的道理。你自己在家里修心可以讲人情，但你出来当官，就不能只讲自家的人情。只讲自家的人情，你不要当官。为官，是公职，公职就意味着担负了公义的责任。
再观《论语集注》释父子为隐时，其中就有对官员亲隐的论注：“官，古字之义，以冖覆众，治众之意也。故官者，为公职。公职者，民供也。比之庶民有权有利，故须承负比庶民更高的责任和公义，此亦为‘公平’之义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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