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宏三看到桌上酒菜已凉，喊过来伙计，让他撤去酒席，在弄几个时鲜的小炒上来。
一会儿的功夫，酒菜上来，朱宏三给冯若舒满上酒杯，问道：“舅父大人，北方这样。南京这边有什么举动吗？”
冯若舒说道：“五月二十一日，也就是你走的几天后，史可法自请扬州督师。陛下也就同意了。马士英推荐阮大铖出来担任了兵部侍郎。阮大铖上疏，提出借虏平寇的策略。在早朝上大家都同意了。”
朱宏三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看来这帮家伙真是不怕死啊，这种狗屎主义都能提的出来？”
冯若舒问道：“主公？你为什么这么看得起满清呢？他们全族才二十多万人，他们不可能成大事的。”
朱宏三想到：“难道我要告诉你从后世电视剧上看的？”朱宏三说道：“那舅父大人是怎么看这个借虏平寇策略的？”
冯若舒说道：“当时阮大铖说的很明白，等我给你细细道来。”
朱宏三听过以后才知道，原来历史上的借虏平寇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计策，只是没想到李自成败得那么快而已。
弘光朝在建立之初，就要面对着一个复杂多变的外部局面。由于自身的实力有限，加之党争内斗严重，弘光朝要想在凶险异常的乱世中生存，必须有一套高明的对外策略。
而弘光王朝的对外策略——借虏平寇，也历来被无数的文人学者和历史学家们所诟病。在后世看来，南明的这一策略是消极的、保守的、弊端严重的，但也不该脱离实际看问题，一味的痛骂弘光君臣，却忽视了当时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情况。
弘光朝的所谓“借虏平寇”，就是与满清交好，借用清军之力，平定“贼寇”李自成，然后再视情况选择与清方是战是和。
弘光朝内部，无论阉党还是东林党，都赞同这一策略，史可法、刘宗周、马士英等高级官员都是这一策略的提出者与实践者。
从这一点看出，这个政策当时应该是获得了全体大臣的同意才实施的。看历史不能从后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，要把自己带入当时的情形中，这样才能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，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借虏平寇这一误国策略的出现，是诸多因素叠加的结果，其实是非常无奈的。首先，弘光君臣对北方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。
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击败李自成后，各种消息满天飞。当时各地盛传大明大将吴三桂击败了李自成，杀回北京，甚至有吴三桂奉崇祯太子回北京继位的说法。
弘光朝廷的高官们，只是听说了吴三桂联合清军击败流贼李自成，并不清楚吴三桂已经降清。他们普遍还把吴三桂当“自己人”，觉得他与清朝方面是联盟关系，而非隶属关系，想当然的认为可以拉拢吴三桂，通过吴三桂与清朝交好。
就当时来看，吴三桂与清军击败李自成，对弘光王朝来说是一件好事。李自成自从在崇祯十六年击败孙传庭之后，实力与威望大增，一直到崇祯十七年年三月攻破北京，他都是明朝最为重大的威胁。
以江南这帮士大夫来看，再加上历史上新王朝诞生后，必定派出精兵强将一统江山。所以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李自成在平定北方之后，自然不会放过南明。
尤其是李自成在荆襄一带部署了七万大军，不仅让左良玉头痛不已，更让南京的明朝官员们深深的感受到来自长江上游的威胁。现在流贼大败，李自成自顾不暇，着实让弘光君臣松了一口气。
还有的是弘光君臣没有料到李自成会败亡得如此之快。很多明朝官员都认为，“大顺”与“大清”会在北方陷入长期对峙胶着的状态，最终两败俱伤。
所以弘光君臣非常乐于坐山观虎斗，希望能在日后收取渔人之利。从历史上来看这样做也是对的，不管东晋和南宋，都是北方大乱而无暇南顾，从而给逃到南方的人以喘息之机。
而和东晋南宋不一样的是当时弘光朝内部党争激烈、矛盾重重。不仅文官集团党同伐异、内斗不断，武将们也拥兵自重、不听指挥、结党恶斗，甚至兵戎相见。
高杰为了吞并黄得功的军队和地盘，曾经派军队袭击黄得功及其部下，险些引起内战，在史可法的调停下才勉强平息。
刘泽清早期与东林党交好，拥戴潞王，但在得知高杰、黄得功、刘良佐都拥戴福王之后，他立即转向，加入“拥福派”，让东林党人们恨之入骨。
左良玉早年受东林党人侯恂提携，与东林党渊源颇深，东林党以黄澍为中间人，结交左良玉向马士英等人施压。
马士英于是下令在长江上修建军事要塞，防左良玉东下。这样一个派系林立、内斗不止的政权，是难以积极进取、大展宏图的，因此“借虏平寇”可以说成了唯一的可行之举。
当时南明所有人的共识就是先用借虏平寇拖住北方两大军事集团，然后自己借机先清理内部，完成整合后在看形势北伐，恢复旧日河山。
朱宏三听到冯若舒这么解释也很新颖，不过想一想这样也不失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如果给弘光朝足够的时间，比如说十年的话，满清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万众一心的南方政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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