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风易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别说在资讯手段落后的大明，即便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十余年间，人们也不能立刻转变思路，一切向“钱”看。
国朝初立时，因为乱世的关系，武将地位远高于文官，英宗时还有外戚走后门求着转武职。然而现在要鼓励百姓尚武，却十分不容易。
总训导部的训导官们除了想尽办法为士兵谋取更高的社会地位，还要与兵部争夺基层兵员的控制权。
尤其是在“县尉”这个职务的设定上，兵部认为应该由文官担任。当初启用武官，是为了方便地方安靖和剿匪。如今各地呼啸山林的大股匪患已经平息，调用乡勇和巡检司的权力就该收回兵部。
大都督府中只有总训最为坚定反对，因为这个职位是安顿退役老兵和士官的重要岗位，只嫌少不嫌多，焉能让给兵部？更何况这也是提高军人社会地位最直接的表现。当人们发现当兵也是一条出仕途径时，自然会对未来可能出仕的士兵高看一眼。
……
江渊正坐席上，身边放着一柄鸡翅木鞘的宝剑，剑柄包铜，这是训导部新订造的一批军官佩剑。
作为汉社的发起人，江渊在一群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中占了年纪的优势。
他已经四十有余了。
作为一个典型的大明读书人，江渊在三十岁前都在为一个生员名额而努力，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三十岁之后的四年里，他一度以为自己认命了。在乡中社学任教，给孩子们启蒙。从老师的水平就可想而知，这些家里缩衣节食送来的孩子未来也并不光明。他们之中最有出息的人，或许是在踏上社会之后十年二十年，成为一家商号的小小管事。
虽然残酷，却是大明社会的现实。
直到皇太子殿下异军突起，江渊以“读书人”的身份进入了军中。相比那些弃笔投戎的生员、举子，江渊没有读过任何兵书战册，对打仗没有半分概念，甚至闻到硫磺、硝石的味道就想吐……所以他进了训导部，继续当教书先生，继而成为了训导官。
可以说，他切身经历了“训导官”等于“老妈子”的时期，也格外珍惜如今总训导部成为四总部支柱之一的荣耀。
既然与兵阵天生相克，江渊将自己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了无限的人心揣摩上，一门心思提高思想教育工作水平。人常说“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”，思想政治工作也是有套路的。小到掖被子，大到忆苦思甜会，手段万千，运乎一心。
江渊肯琢磨，又有人生阅历，自然比刚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强许多，渐渐成了一个小团队的核心。既然有了团队，就要有凝聚力，力往一处使。江渊以恢复大汉尚武之气为纲领，团结了更多年轻的读书人。
这些读书人在内部视宦籍训导官为耻，对外则代表武官向文官争权。有这两重压力，“汉社”日益有凝聚力，影响也渐渐扩大，乃至于传到秦良玉的耳中。
至于朱慈烺，更是早就从十人团处拿到了每个汉社成员的名单和履历，只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有助于工作更高效的推广，也因为他们对皇太子、皇室的忠诚，所以采取了放任发展的态度。
此时坐在这间仿汉式的雅间里一共有三个人。除了首脑江渊，还有两个年轻人，都已经蓄了胡须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成许多。
其中一位是大明开国第三功臣，岐阳王李文忠之后，谱中录名邦发，论辈分比当代临淮侯还要高一辈。
相对于社会底层的江渊，李邦发这样的世家子弟更加重视“清名”。而且因为从小所受的教育和看问题的角度，他们更容易接纳“民族国家”的概念。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”正是此等士子从小要背的功课。
而且在原文中，这句话之后就是“楚虽大，非吾族也”。
想想那时候连楚人都是外族，而现在湖广之地却是大明粮仓，可见开疆拓土正是华夏自古以来的精髓。
“这步子还是走得太慢。光靠咱们便服佩剑就想改变风气？难啊！”李邦发叹道：“目今百姓又不是魏晋时候，风流名士干什么，他们也跟风做什么。无利不早起呐。”
“今日与二位贤弟会聚此间，正为此事。”江渊道：“我大明不缺汉唐疆土，缺的是汉唐开疆拓土的斗志！阉人胆怯，做做老妈子尚可，要想用他们激励将士英勇善战，这岂非缘木求鱼？故而我等之中定要有一人入训导官学堂主事，亲手抓紧后辈教育。”
李邦发点头道：“石潭兄所言甚是。不过我却有个打算。”
“愿闻其详。”
李邦发看了看在座两人，抱起剑，道：“我那堂侄与吏部堂上官私教尚可，我欲退役得除一方太守。”
江渊望向李邦发，半问半劝道：“君以功名之身投军，如今得除少校职衔，前途广大，何必执着于文官品秩？”
“我岂是要他一个补子？”李邦发振声道：“我是想以文职之身进阶部堂官。他们兵部想抢我总训在州县之兵权，我们又如何不能抄了他们的老巢？咱们总训又不是没有进士出身的军官，总参也有好几个进士。一旦我们转入文职，相互扶持，数年间未必不能入兵部。只要假以时日，兵部到底算是文官还是武官，还得好好思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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